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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门”精神是以忠孝为核心的精神支柱

作者:陈得亲 录入   发布时间:2011-08-04 17:17:31   浏览次数:3897

义门陈(氏)精神

“义门”精神是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
 
  陈氏“义门”消散,而“义门”精神仍在。这精神的内容是什么?是财产的家族所有吗?不是.是家族的大锅饭生活模式吗?不是。是陈氏家族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忠孝伦理。
 
  嘉祐七年分家的时候,家长陈泰等人在分庄的同时,即立下规矩:“遵奉分析之后,凡我宗人务各谨守先世成规,恪秉义方遗训,建立祠堂,每岁春秋,各庄家长率同族众,虔备祭仪,依时享祀,敦行孝梯,光显祖祊。将见今日一义门,后日千百义门,皆自今始。共期勉旃”。 这个维护“义门”名望的目标,看来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他们所说的成规、遗训,是尊祖敬宗,敦行孝梯;“义门 ”的核心是以忠孝为首的封建伦理道德。
 
  留在德安县义门陈氏祖居的一支族人仍然是人数众多的大家族。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流寇李成劫掠到德安,陈氏家族成员与流寇“会战四日,擒其头目”。他们由于人丁多,父子兵扩大而为家族兵,所以能够与破坏性猛烈的流寇对抗,并击败了流寇。到了南宋后期,德安陈氏再度得到朝廷嘉奖。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二月十四日,“江州言:德安县进士陈炎状:……自建炎以来,高祖至炎及孙,委实七代同居.有一百余口,自幼至长,不蓄秋财,乡里父老,众所共知。乞加旌表。诏与特赐,旌表门闾,仍令长吏致礼”。这个事实说明,家族共财聚居的传统在“义门”故土没有消失。财产归家族共同所有,是义门陈氏长期聚居的物质基础,当拈阉分庄之后,大家族共有的财产分解为小家庭各自所有,聚居便消失了。但是财产不是固定的。而是在聚散两者之间变易着。老“义门”的田产是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分家以后的各小家庭依然有演化成大家庭的可能,决定点全在家长的思想倾向。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赵鼎写《家训》时候说:“同族义居,唯是主家者持心公平,无一毫欺瞒,乃可率下。”可谓真知灼见。持心公平的要求好说,真能做到就极难。家长处事不公,欺隐时出,聚居必然破裂。可是,关于为人须忠孝的要求,却是普遍性的,并不因为不聚居而放弃。
 
  客观事实是,“义门”陈氏自从分家以后,再没有形成第二个同样规模的聚居大家族,可是,“义门”意识却仍然很浓烈,“义门”事迹到处传播。产生这种差别的主因,在于社会需要的不是合族聚居,而是忠孝与驯服。聚居只是表面形式,忠孝观念才是内容。自古以来的统治经验,都以忠孝为钳制人群思想的核心内容。北齐颜之推《家训》开篇即说:“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颜氏这样要求子孙是有根据的。《论语》第二章写道:“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提倡忠孝,为了清除犯上作乱。以此为“本”,不言而喻.无怪乎《宋史?孝义传》序言述其主旨是:“冠冕百行莫大于孝,范防百为莫大于义。… …率天下而由孝义”,所以作孝义传。该传记录了58个传主(不含附传者),义门陈兢是内中的一个重点;在陈兢的事迹中,特写了参知政事张洎和宋太宗的对话,其中说陈氏“世守家法,孝谨不衰,闺门之内,肃于公府”。这就是说,陈氏能比官府还有效地消除犯上作乱的因素。宋仁宗嘉奖陈氏“义门”时说:“良民一乡之表,旌之,则为善者劝矣。” 特授其家长陈蕴为江州助教。可见,忠孝这个根本,在陈氏家族得到很好的贯彻。他们的子侄孝悌,听命于家长,而家长率领家族全体,忠顺于朝廷。正因为能够如此,所以历朝赞扬他们.
 
  率先表彰陈氏为“义门” 的是南唐主李昪,称其目的是“旌表孝悌” 。继其后的是宋太宗,他据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张齐贤的奏报:“陈氏积世义门,全家孝友,给子蠲免杂役的优待。宋真宗的措辞更具特色,诏令将陈氏家法33条“赐王公以下各一本,使知孝义之风”。宋仁宗的敕文则称“陈氏孝义之风卓然无比”。

  陈氏家族长对忠孝的重要性,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在其《家法》序言中强调说:“易日:家正,而天下定。是故圣人垂五教,敦九族,凡以使后之人知夫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之道耳。我家…..代传孝悌,世继典坟,由是子孙众多,上下和睦,… ….”非常直率的表示,要以周公孔子所确立的父母兄弟子五者之间的关系准则,作为治家的纲领.同财聚居的生活,是以正名定分的“五教”为精神支柱的。

  社会重视的是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的伦理准则,而“义门”陈氏正是以恪守伦理著称,于是“义门”分家之后,几百个家庭带着“义门”荣誉与自豪,扩散到数十个州县中去,也就是通过几百个实例,把忠孝伦理宣传到广大地区中去,其效应决非空洞的说教可比。明了这个基本点,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在“义门”陈氏分家以后五百多年的明朝嘉靖年间,官府还要查访“义门” 遗址,表彰其事迹。
 
  为什么历朝封建者看重“义门”家庭,借他们来传播忠孝伦理?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元,“五教”自家庭开始。各级官府与大小官员是推行者,而千干万万个家庭是实行者。在自然经济的社会条件下,个体农耕劳作,是最基本的劳动方式;手工制造业紧密依存于个体农业,简单的协作,或者是家内协作,同样是个体劳动。他们一辈子的劳作空间和活动范围,以家庭为界限。在总体上官府与老百姓直接发生联系,中间没有其他社会组织。没有众多的各种行业的生产组织,没有大量分门别类的专业机构,所统治的居民不是象现代社会中那样纳入各种组织,而是散布在各自的小屋檐下。统治者对居民的思想征服和行为管束,主要是通过家庭去实现。所以,家庭、家族的社会作用,超过了现代社会,承担着对各个年龄组成员的管教责任。在这样的生活基地上,产生了相应的政治思想,把国看作是家的扩大,家庭与国家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孟子?离娄》:“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因此,经典论点是“家正而天下定”。
 
  如何治家呢?《礼记》曰:“家无二尊”,“家无二主”,要“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又曰:“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可见治家和治国是同一个原则,同一条标准,没有差别。

  要达到家无二尊、国无二君的目标,就需人人的言行合乎“义”。义者宜也。《礼记》曰:父、子孝、兄良、弟弟、父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 统治百姓的圣人致力于“修十义”,使百姓“尚辞让,去争夺”。毫无疑问,传统的国与家之间关系理论,是人们信奉的经典不易之论,深深渗入社会每个细胞,各种版本的家训、族规、家法,无不虔诚地贯彻。很显然,陈氏家族在各家“义门”中是最有效地实践着这套经典理论,是对家族实行“公府“式治理的典型。通过十余代家长的经营,陈氏严格按君臣父子之道管束着数以千计的族人,俨然是个小王国,自觉地充当朝廷统治百姓的执法官。族权,作为封建王权的补充,在陈家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是更经常、更具体地发挥它的统治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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