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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简介

作者:陈得亲 录入 来源于百度百科   发布时间:2009-09-24 12:50:03   浏览次数:6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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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布雷

  陈布雷(1890~1948年)中国浙江慈溪人。原名陈训恩,号畏垒,字彦及,早年就读于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即今日的浙江省宁波中学),后转入宁波效实中学(即今日的宁波市效实中学),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即今日的浙江大学)。同年在上海《天铎报》作记者。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1912~1920年在宁波效实中学、宁波师范学校等校任教。1920年赴上海,任《商报》主编。1927年加入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事新报》主编。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1948年11月12日在南京自杀。


  陈布雷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陈布雷为人谨慎,也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无盛气凌人的傲气。作为蒋介石“御用”笔杆,他廉洁自律,不拉帮结派,不贪污腐败,颇有“贤相”之风,被蒋介石称为“完人”。陈布雷为蒋介石撰写文稿无数,有诸多名句广为流传。如蒋介石在著名的庐山谈话中的“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等等。


  但是,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老蒋看到这个报告的文本后,眼红了,生气地把报告摔到陈布雷的面前说:“看人家写得多好!”言下之意是:你从来没替我写过这么好的文章。当时,陈布雷也按捺不住,便顶了一句:“人家可是自己写的!”言下之意是:我不如人家,你呢?没有我代笔,你怕寸步难行。直把老蒋气得几乎要晕过去。


  淮海战役失利之后,蒋介石在军政会议上,也表达了与崇桢皇帝相近的意思。大意为他如何如何英明,手下则腐败无能。追随蒋介石多年的陈布雷,见委员长在这个节骨眼上还不反躬自省,反而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不禁脱口而出:“一派胡言!”蒋介石愣了半天,脸色铁青地用家乡话说:“书生误国,看错人了。……散会!",后来,陈布雷自杀了。


  就文章而论,陈布雷与毛泽东的高下,自然泾渭分明。这个高与低,取决于文章本身技巧吗?当然不是。古人早就说过:“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刘熙载)“文以识为主”,这个“识”字,指的是“见识”,“远见卓识”,它从何而来呢?一点也离不开世界观。(节选自《应用写作》学术月刊1992年第1期《陈布雷为什么写不过毛泽东》)


  陈布雷也是个很矛盾的人物,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就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不过,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陈布雷生平:
  1890年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现属余姚市)
  1907年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就学
  1911年毕业,名列第四名
  同年秋应上海《天铎报》之聘,任撰述,开始用“布雷”为笔名
  1927年与潘公展同至南昌见蒋介石
  同年加入国民党,4月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5月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
  1928年,辞去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职,赴上海任《时事周报》总主笔,创办《新生命月刊》。
  1929年6月随蒋介石赴北平。
  1929年8月至1934年4月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其间,1930年曾赴南京任国民党教育部次长)。
  1934年5月任国民党军委会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
  1936年至1945年,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中央宣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
  1946年任国府委员。
  1947年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
  1948年11月13日自杀亡故,终年59岁。
  更多资料:
http://www.lifeall.com/Memorial/MemorialDefault.aspx?MemorialID=248


  ●陈布雷才华出众,20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


  1911年,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20世纪20年代初,陈布雷身在上海,他对国内局势的种种评述,与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可说是不谋而合,南北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更有成绩。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响导》周刊转载。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致函《商报》,赞扬主笔的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抗战时期,陈布雷用如椽之笔,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


  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挥师北伐后,蒋介石很需要身边有支笔杆子可供自己驱使。享有声望的陈布雷是理想人选。北伐军刚到南昌,蒋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去南昌晤谈。为延揽人才,蒋介石表现出谦逊姿态,陈布雷为蒋介石的“礼贤下士”受到感动,不久即为他起草了《告黄埔同学书》。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人生的一个高峰。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200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陈布雷的私德无可挑剔,他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曾促成郭沫若顺利回国陈布雷,正直清廉、秉公无私,在重庆时周恩来曾托人向他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作为国民党主管宣传的要员,陈布雷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譬如郭沫若。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发表了有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发出通缉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想回国抗日。

       为此,郁达夫找到了陈布雷,陈布雷答应为郭沫若说情。但蒋介石对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于怀,于是陈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叠书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想请示委座……”。这样,经陈布雷的说情,郭沫若才得以顺利回国。


  ●作为蒋介石“御用”笔杆子,陈布雷也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撰写《西安半月记》


  在民族大义上,国共可以团结御辱,但是,国共两党毕竟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陈布雷毕竟是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又担任“总统国策顾问”及全国宣传小组召集人,是国民党政权在文化舆论宣传方面的“总参谋长”。在他任职期间,他曾参与起草过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作出过一些违心事,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编写《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惟命是从,但内心里却十分痛苦。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陈布雷自杀可以说是他几十年人生道路走到这一步的必然结果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多年来,关于他自杀的原因有多种解释。国民党官方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有人说他是为垂死的蒋政权“殉葬”,也有人说他是“以死明志”或是“死谏”……

  事实上,陈布雷的死因非常复杂。综观陈布雷的一生,笔者认为,他的舍生弃世可以说是他几十年人生道路走到这一步的必然结果。陈布雷是个很矛盾的人物,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就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不过,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陈布雷从小在封建思想熏陶下成长,养成温顺驯服的性格。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根深蒂固,并将为国出力与效忠领袖混同一事。另一方面,蒋介石看他无私心、淡名利,不介入派系纷争,忠实可靠,不但信任他,也很尊重他。凡此种种,都使陈布雷感激涕零,多次表示对领袖的“知遇之恩”将铭记不忘。


  但是,抗战胜利以后,他察觉国民党的政治黑暗、官吏腐败、经济凋敝、丧失民心,眼看着他心目中原来的“抗日领袖”、“民族英雄”成了众矢之的,被作为“人民公敌”陷于全民的包围中。这时,那个“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依然顽强地主宰着陈布雷的心灵,以前他也比喻过自己是“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面对现实他感到绝望。而且,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他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这些,大概都是最终导致他自杀的直接原因。这个自认为“百无一用”的病弱书生,终于以“自弃自了”与人世最终告别。陈布雷的悲剧,也是我们民族深重灾难的一个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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