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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独秀

作者:祝 彦   发布时间:2009-08-19 07:02:23   浏览次数: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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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独秀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也是中共党史(革命史)上一个非常复杂、争议颇多的人物。在学术界,即使是今天,也存在对他的研究“敬而远之”的状况。陈独秀难道真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早在20世纪30年代郭湛波、王森然两位著名学者就曾在自己的著作中专门介绍论述了陈独秀及其思想。可见,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陈独秀的影响力和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陈独秀至死都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从18岁起,陈独秀就在头脑中萌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于1897年就撰写了《扬子江筹防刍议》、《扬子江形势论略》两篇论文。这是充满了爱国热忱的论文。“位卑未敢忘忧国”,体现了一个18岁青年对国家的拳拳之心!他在《扬子江形势论略》中指出:“近时敌酣卧榻,谋堕神州,俄经满蒙,法伺黔贵,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权力。”在列强环伺我国之时,要求清政府能够意识到危机四伏的现状,加强长江海防,“总论全江大局,若防内乱必据上游,若遇外侮必备下游,必长江之备已周,再有海军为辅,则欧亚之铁甲虽强,亦不容其越雷池一步矣。”令人敬佩的是,一个18岁的读书郎能够就国防战略这样的大政方针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文章中对长江水文及两岸的地情地质风貌,叙述详细,资料翔实,论证观点鲜明,条理清楚,可见陈独秀的爱国不仅真挚而且下了功夫。

      1903年5月17日,陈独秀从日本回到安庆,即发起成立了安徽爱国会。并召集安徽爱国人士在安庆藏书楼举行拒俄大会。“众情踊跃,气象万象,由陈君仲甫开演。” 陈独秀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呼吁“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为了开启民智,启发国人的“爱国心和自觉心”,便积极参与编辑《国民日日报》;1904年3月31日陈独秀一个人来到安徽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据汪原放回忆,陈独秀当时背着包袱,拿着把雨伞,来到位于芜湖中长街的科学图书社,汪孟邹对他说:“我这里每天吃两顿希粥,清苦得很。”陈独秀得听后很平淡地说:“就吃两顿希粥好。”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陈独秀却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在客厅里书写了一幅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从中后人可以读到陈独秀当年为了爱国运动的牺牲精神和豪迈气概!

      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撰写了大量各种题材的文章,用浅显通俗的语言,讲述深刻的道理。比如在《瓜分中国》一文中,他向读者解释什么叫“瓜分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这名目就叫做‘瓜分中国’。”当时的中国已被列强瓜分殆尽了。因此,陈独秀鼓励中国人“大家振作起来,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我们中国地大人众,大家要肯齐心竭力办起事来,马上就能国富兵强,那还有怕外洋人欺负的道理呢?”可贵的是,陈独秀不仅自己爱国心切,同时希望四万万同胞都有一颗爱国之心。这种爱国挚情,我们可以从近代许多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身上看到,比如孙中山、陈天华、邹容、鲁迅等等。

      在中国遭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陈独秀对于蒋介石国民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国民政府逮捕他,他就在法庭上批评当局:“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抗战,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陈独秀在“七七”事变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走出了国民党监狱,随即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为了同仇敌忾,陈独秀置“不共戴天”之仇于不计较,毅然放弃党派之争与个人恩怨,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抗日。他深明大义地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这些话说得很诚恳也很感人,真正体现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博大胸怀!本来陈独秀出狱后,有人邀请他去美国或香港,可以远离抗日的炮火,避免逃难之苦,但陈独秀却拒绝了这种好意,他说:“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区。”他还对记者说:“现在的抗战就是政治运动,我能够不参加抗日运动么?”当陈独秀刚出狱时,社会各界就十分关注,1937年8月23日《大公报》发表《短评》中说:“我们欢迎这位老战士出狱,为他的祖国努力!”陈独秀没有辜负这种期望,以年老体弱之躯,积极为抗战做吹鼓手,赢得了社会各界对他的尊敬。

      陈独秀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热忱是真诚的、坚定的、热烈的、一贯的。笔者以为,陈独秀的爱国主义思想最放光芒的地方有二点:第一,陈独秀一直以爱国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陈独秀把对国家的热爱,把爱国与救国、振兴中华结合起来,为了民族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从而投身于革命运动;第二,把开启国民爱国之智与个人的爱国热情结合起来,一个人或少数人爱国力量有限,如果能够唤起整个民族的爱国热情,那么中国必不惧怕任何列强的侵略。陈独秀的这种爱国情操,在近代许多的仁人志士身上都有体现,比如鲁迅弃医从文,就是为了唤醒国民的思想觉悟,在改造国民性方面下功夫,把个人的爱国热情溶于四万万同胞之中,汇成爱国的浩浩洪流!

 
     
一个有风骨的传统知识分子

      同中国共产党早期许多优秀的领导人一样,在陈独秀的身上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操品格。“行无愧作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既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气魄,也体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高尚风格。

      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体现在陈独秀的个性中是耿直率真,胸无城府。比如1911年初,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时,有一天到刘季平家里做客,看到刘家客厅里挂有沈尹默书写的一首诗;次日,陈独秀到沈尹默家里做客,一进门,就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里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其字俗入骨。”对此,沈尹默后来回忆道:“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棒喝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两人并由此“订交”。沈尹默后来成了现代著名的书法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还回忆陈独秀的“刺激”对自己的帮助,他说:“陈姓朋友所说的是药石之言,我非常感激他。”

      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优秀品质的体现,陈独秀还有其独特的对后代教育的方式。陈延华、陈乔年上学时,陈独秀就主张让他们自立。据潘赞化回忆,那时延年兄弟俩刚到上海,“寄宿于《新青年》发行所(四马路亚东图书馆)店堂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夹。夏不张盖,日与工人同做工。”当高君曼哭着求情要让延年、乔年回家吃住时,陈独秀却认为这是“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因此,延年、乔年无论体魄还是思想方面都得到了很快的锻炼,很快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领导人。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兄弟俩凭着自己的革命才能和优秀品质,都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一家有三个人同时进入中央委员会,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很少见的,而延年、乔年兄弟俩能够进入中央委员会,并不因为他们是“高干子弟”——总书记陈独秀的儿子,而是靠着他们自己的才能和品格,获得了全党同志的认可和肯定。

      在对待世俗的荣华富贵上,陈独秀确实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体现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安于清贫的精神。在晚年,陈独秀虽然在政治上遭受了一连串的各种打击,在物质生活上过着十分艰苦的日子。但是陈独秀仍然能够“贫贱不能移”。在1937年8月23日从南京监狱释放后,面对种种高官厚禄的拉拢诱惑,陈独秀均予以拒绝。甘心于过那种偏居陋巷,“自己扫地自己烧饭”的清苦生活。入川后,定居在江津,生活来源主要靠自己撰写文章的稿费,以及北大同学会的捐助,由于年老多病,生活十分拮据;据朱蕴山回忆:“当时陈独秀可怜得很!没有东西吃!”于是,老友朱蕴山拿了几只鸭子去看望他。即使这样,陈独秀也坚拒嗟来之食,尤其对一些来路不明的赠款,他都退回去。比如中共叛徒任卓宣曾汇去200元,遭陈独秀退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赠给50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陈独秀以“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予以拒绝;蒋介石也曾给陈独秀汇去“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后来“这笔钱原封退回”。由是朱蕴山感慨系之,赋诗赞曰:“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气。”

 
     
书生·革命家·终身反对派

      在后人对陈独秀的评论中,大多都注意并指出了陈独秀的“书生”气质和本色。

      那么,什么是“书生”呢?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的剖白颇有解释性:“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对于“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瞿秋白的“定义”是以“过来人”的亲身体会做出的解释,有其合理性。这个定义不仅适合瞿秋白自己,也适合陈独秀,同时也适合那些和陈独秀、瞿秋白一样的革命家。

      “书生”或说“文人”的气质,或又可说“士大夫的气质”,在陈独秀的身上是浓厚的存在着。这决定了他对社会问题只能是“雾里看花”。陈独秀对劳动人民的看法就有这样的痕迹。他虽然在文章中说过:“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但是在陈独秀的骨子里,还是认为中国人是“一般散沙,一堆蠢物”,工人阶级也“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以致一直到抗日战争中,广大农民积极参加抗战,但在陈独秀看来还是“农民仍旧是在隔岸观火”。

      “书生”气质决定了陈独秀具有独立的人格思想,但在现实中又兼具优柔寡断的特点。在对待中国共产党是否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上,起初陈独秀坚决不愿意,“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帽子。”但是,不久居然欣然同意了;又比如在对待是否以党内合作的形式与国民党合作,陈独秀起初也很反对,认为加入国民党,无异于“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但是最后又是“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作了妥协。对于陈独秀的这种性格矛盾,美国学者列文森在论述陈独秀对待民族主义和“西化”时,就作了分析:“……为了他的反抗,陈独秀曾拒绝民族主义的约束,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并不能摆脱任何束缚。”

      “书生”的气质决定了陈独秀具有传统文人的那种重情重义的品格。而可怕的是,有的时候,为了情义二字,放弃自己本来坚持的原则,甚至动摇信仰。陈独秀之所以在后来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加入了共产国际,据包惠僧回忆,起决定作用的是在1921年8月陈独秀被捕后,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才把陈独秀救了出来,“这一次,马林和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此后,陈独秀与马林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了适当解决。”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因为做了斯大林的“替罪羊”而倍感委屈,此时,托洛茨基似乎给他说了话,主持了“公正”,这竟使陈独秀十分感动,最后居然就投靠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主张和信仰。时人评论陈独秀说:“他是一个直率爽而富于情感的人物;……他是一个非常合乎人情的人。……他忠于人,忠于事,忠于他自己的意志和思想。这是他成功的基础,但也是他失败的要素。他有坚强的意志,却缺乏冷静的头脑,这是他身为领袖的唯一缺点,也是他一生事业的失败之症结。”可谓中肯。

      “书生”气质决定了陈独秀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原则性有余,灵活性则不足。把传统旧式文人的古板、固执己见的性格特征过多的带进到了政治生活中,这样必然影响他在政治斗争中的策略运用。毛泽东曾经说自己:“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所谓虎气,是讲他的原则性以及坚持原则的斗争精神;所谓猴气,主要是讲执行原则时的策略上的灵活性。与毛泽东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在陈独秀身上的“猴气”是少了点;王学勤在其著作《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中评论指出:“历史证明,在党派政治和阶级斗争的旋涡中,陈独秀的‘泳技’是劣等的,其思维方式乃至其性格都是直线型的,易于冲动、奋进、摧枯拉朽,却难于周旋、把握、刚柔相济。这使他在五四时期所向披靡;大革命时期则捉襟见肘;走上托派道路后就执迷不悟了。”

       李宏在《一代伟大的失落》中总结道:“一方面,他有好学深思,积极进取,敢作敢为,尖锐泼辣的品质;另一方面,他有顽固守旧,轻率急躁,孤傲自负,放浪不羁的特性。当他的傲骨面对反对势力和国民党的威逼利诱而不为所动时,他的行动是高尚的,他不失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民族气节的伟人;但是当他的傲骨对着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坚持偏见,拒绝党的帮助时,他就不能不成为一个悲剧式的人物。”笔者认为,陈独秀的任何社会角色转换,都伴随着他浓厚的书生气质。这是过程,也是结局。“终身反对派”是陈独秀人生的必然结果。

      有点像普列汉诺夫

      最早拿陈独秀与普列汉诺夫相比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早在1945年4月21日的“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这样讲到:“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工作,创造了党。但他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德苏战争爆发以后,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是国际共产主义史上和俄国革命史上一个很有影响而又复杂的人物。他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工人运动的领袖。普列汉诺夫最初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后来信仰马克思主义;在1903年后,转向孟什维克,反对列宁发动十月革命;在此期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进行了长期的论战和斗争。

      但是列宁对普列汉诺夫曾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著作“仍然是全国社会民主党的牢固成果”,肯定普列汉诺夫“在理论上为社会民主主义奠定了基础”,并且称赞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培养了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列宁的建议,从1922年起,在苏联陆续出版了《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24卷;后来还在列宁格勒建立了普列汉诺夫纪念馆。斯大林也称普列汉诺夫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对普列汉诺夫都给予了充分的承认和肯定,并没有因为他晚年堕入孟什维克,就抹煞他前期的功劳,而是给了普列汉诺夫应有的历史地位。

       陈独秀与普列汉诺夫确实有许多的相似之处。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无论是在思想的传播上,还是在组织的发起上,都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深远的影响,并起到了任何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南陈北李”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的肯定,不容抹杀。在理论方面,陈独秀虽然没有普列汉诺夫那样系统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宣传著作,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也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声春雷,对当时的青年产生了“灯塔”的作用。陈独秀也被时人尊为“思想界的明星”,成了青年人的偶像和导师,毛泽东就在文章中喊出:“我祝陈君万岁!”的心声。另外,陈独秀和普列汉诺夫的政治命运也很相似,普列汉诺夫后来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成为俄国孟什维克的思想领袖;陈独秀后期也逐渐由马克思主义者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者,并成了中国托派的领袖。所以有人干脆这样比喻说:“普列汉诺夫最后成为俄国的孟什维克,陈独秀最后成为中国的孟什维克。”

       陈独秀与普列汉诺夫也有不同之处,第一,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与宣传方面确实不如普列汉诺夫,陈独秀本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比较晚,也没有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所以他不可能写出像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那样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第二,陈独秀是以“最终反对派”结束他的一生,他并没有坚持托洛茨基主义到最后;在他的晚年,站在客观主义的立场,将“列、托之见解”都抛弃了。从这种曲折思想过程来讲,陈独秀远比普列汉诺夫还要复杂。

        有人认为:“陈独秀不是中国的普列汉诺夫。这主要地不是因为他不曾写过一部堪与普列汉诺夫早期著作并列的鸿篇巨制,而是因为他从来就不曾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因为很长时期里,无论是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学术界,对陈独秀都持这种看法,所以才有“在1949年后,因为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和‘托派’”,而“遭彻底冷遇”的悲惨局面。甚至把陈独秀说成是“右倾投降主义”,“反共产国际”、“汉奸”、“叛徒”、“反革命”等等,陈独秀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魁!也正因为极“左”思潮的横行和泛滥,陈独秀和普列汉诺夫的历史遭遇才有天壤之别!直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独秀课题才逐渐得到关注和研究;但是即使在今天,也有如老将军肖克所说的“半禁区”现象存在。

       当我们走近真实的陈独秀,至少有三点可以让后人对陈独秀产生真诚的缅怀之情。这就是高语罕在陈独秀葬礼上的讲话中所说:

      “(一)独秀先生在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我们绝不愿夸张,但有一件事是不可否认的,就是他在五四运动时代旗帜鲜明,堂堂正正地提出下述两个口号:拥护德(德谟克拉西)先生——民主主义;拥护塞(塞因斯)先生——科学。

     (二)独秀先生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

     (三)独秀先生的为人。有一种为真理而牺牲的坚定意志和勇敢精神,而这种精神与意志之表现,第一是耐得穷,吃得苦。第二是把生死看得很淡。必须认识独秀先生这种为人的精神,才可以了解他的整个的人格和他在中国文化史上所留给我们的遗产是怎样一种价值。”

      是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不止是昨天的鼓角,也是二十一世纪历史进步的足音。

                                                                                         (祝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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