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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孔子--作者:丁巳

作者:丁巳   发布时间:2009-06-11 10:55:17   浏览次数: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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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孔子

作者:丁巳

      一、  引言

      我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正是所谓“文化革命”结束的第二年,似乎“批孔”的思潮还未消褪,人们对“孔老二”的理解不外是:不辨是非的“中庸之道”;“仁”与“忠恕之道”的伪善道德原则;复古主义的文艺观等等。甚至于可称为“新儒学大家”的冯友兰也违心地在1975年出版了他的《论孔丘》,对孔子进行了荒谬的批判。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我,自然对孔子没有什么好感。成年后又由于秉性使然,我沉迷老庄,对老子的无为而治,庄子的逍遥人生甚是羡慕,以至于对孔子更为不屑。

      待到阅历日深,对社会、生活、人生的感悟也渐趋理性。社会的浮华,生命的浮躁,人情的冷暖,更是常常重压在心头而不得释怀。老庄的遁世在现代社会已无可能,作精神的遨游也只能短暂地获得解脱。我能做些什么呢?看看在现实中挣扎的孔子吧。于是,我重读了论语。

      这回的阅读对我的震撼很大,我细细地品读,神游于春秋末期的动荡时代,出入于孔子的讲堂,聆听他的教诲。我又把老庄和孔子放在一起比较,看到庄子对孔子的极端批判,我深感庄子误孔子深矣!后世误孔子深矣!掩卷浮想,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切的孔子,出现在我的面前:那是一个在朝廷上刚正直谏、中和诚恳的孔子;一个家居时和乐雍容、从容不迫的孔子;一个进可以周游列国,越挫越勇,退可以浴乎沂水,咏而归的孔子。他是乱世中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真实坦率、循循善诱的师长;是一个时光流逝让他伤感,高兴起来又跟学生开开玩笑的老者;更是一个对这个世界充满关爱,感情丰富的人!

      二、  中庸的孔子

      “中庸”恐怕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了,当然也是倍受人们责难的一点。批判者不外说那是折中主义,无原则的调和,现代人普遍认为是“和稀泥”。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折中主义,一般地说是东取一片,西取一片,并把它们凑合在一起而成的杂碎汤,它的要害是:缺乏原则性。而孔子本人的意思是什么呢?《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不是折中调和,而是无过无不过,不偏不倚;“庸”也绝非平常、普通,而是顺其自然而不变。“中庸”是一种“至高无上无以复加”的和谐境界。《论语·先进》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师是子张,比孔子小四十八岁,年轻气盛,做事常有过分之处。而商即子夏,拘谨保守,做事常有不及之处。过与不及,孔子更赞赏哪一个?孔子是激进还是保守呢?有些人说中庸就是“马马虎虎,差不多”,其实这更不是中庸,而是把不及当成中庸,这是很多人易犯的错误认识。“过犹不及”正是中庸之道的基本原则,也是它与折中主义相区别的根本点。

      对真正“和稀泥”的人,孔子的态度很明确。子曰“乡愿,德之贼也。”(阳货篇十三章)乡愿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社会上那种不分是非,伪善欺世,处处讨好的“老好人”。虽然表面上看,是个对乡人全不得罪的“好好先生”,其实,他抹杀了是非,混淆了善恶,不主持正义,不抵制坏人坏事,在大是大非面前“打太极拳”,全然成为危害道德之人。孔子的这句话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尖锐,用“贼”来说“乡愿”已近乎骂人了。这种尖锐不为一般人看到,在人们心中孔子不是主张“仁”“恕”吗?孔子也会发脾气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他常常表现出直率与犀利!看到这些言论,你还能受后世误读影响而认为孔子是折中主义和稀泥吗?

      所以说孔子的中庸实际上是大的和谐与平衡,是整个社会的融通,甚至是人与整个自然宇宙的和谐与融洽。《易经》上说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立的,有正有反,有好有坏,有对有错。而在这相对的中间,有一个“中庸”。这种境界自然是难以实现的,因而孔子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不是在于个体的完善,而在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有序和谐发展。胸怀如此理想而又身处极不和谐的战乱社会中,孔子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了。但孔子并未就此陷入遁世避俗的自我精神家园,相反他却为自己的理想奔走呼号甚至出生入死。孔子之勇即在于此。

      三、  真诚的孔子

      现代人想起孔子总是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不苟言笑,呆板而乏味,甚至有人斥之为虚伪。这其实是宋儒笔下的孔子,真实的孔子是鲜活、真实而又亲切的。孔子认为人是无法隐藏自己的,他的言行举止就能说明他安了什么心。(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

      我们就来看看孔子的言行举止是否刻板而虚伪吧。“孝”在五四时代是遭受新文化运动主将们攻击最甚的。后世腐儒杜撰的“二十四孝图”曾被鲁迅无情地批判。当然,“二十四孝图”所宣扬的灭绝人性的“孝”,我确乎是极痛恨的,但这罪过不应记在孔子的头上。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真正的孝就是奉养吗?圣人又发火了!如果只做到奉养而又不真心地孝敬的话,那和养狗养马有什么区别呢?子夏也问孝,子曰:“色难!”真正地和颜悦色,真实地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打心里敬爱父母才是真的孝啊。

      孔子一贯是很注重内心情感的,在人们不断地指责封建礼教的繁文缛节时,作为儒家领袖的孔子却要为后人对他的误解负责,真正地冤煞孔子。“丧,与其易也,宁戚。”在丧事礼仪的隆重完备与内心真正的悲哀之间,孔子选择了自己的内心而不是虚伪的仪式。

      在与人交往上,孔子更是对花言巧语的虚伪之人极端鄙视。“巧言,令色,是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把怨恨隐藏在心里,表面上却假装一副与人友善要好的样子,孔子以为可耻。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对于伪君子,孔子提醒人们要注意不要与这样的人交往。在谈到如何侍奉君主时,孔子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勿欺也,而犯之”。敢于犯颜直谏,是明哲保身的墙头草所能做到的吗?真正的君子就是这样坦荡而真实的,后世中国人的圆滑与世故实在与孔子无关。

      在对待怨恨上,孔子是什么态度呢?我想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宽恕、感化。错!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用恩德来报答仇怨,用什么来报答恩德?!这话真是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老子》:“大小多少,报怨以德”的调和化解矛盾的思想,实在是不公平的。以恩德来报答怨仇是纵容罪恶,更是对恩德的无视与贬损!

      孔子就是这样展示着他真实的一面,毫不掩饰!

      四、  坦率的孔子

      纵观《论语》中孔子的言论,丝毫没有含蓄暧昧之辞,倒是孔子对生活、人生处处直言,有时甚至坦率得可爱。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愿意亲自送十条干肉作为薄礼的人,我从来没有不教诲的。“我”圣人也要生存啊,没有报酬可不行。鲁哀公十一年,齐国进攻鲁国,鲁国战败撤退时,众军争先奔走,而孟之反却走在最后,人们夸赞他勇敢殿后,孟子反却说:“非敢后也,马不进也”。不是“我”勇敢,而是马不跑啊。孔子对孟之反的直言坦荡赞赏有加。孔子不是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吗?他自己却说:“当仁不让于师。”这种率真恐怕不让庄子了。

      孔子对内心感情的表达也是直接的。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大哭的孔子流露出的是真性情,这种大的痛苦甚至让我联想到《世说新语》“伤逝篇”中记载的魏晋狂狷之士为亲人友人之丧而表现出的巨大悲痛。不要忘了,那可都是一班“非周孔而薄汤武”的所谓名士!其实孔子对狂狷之士也是很赞赏的,他说如果找不到言行合于中庸之道的人交往,那一定要同狂者和狷者交往了。圣人真是忘情者吗?非也。

      孔子对愤怒也毫不掩饰。前文多有论及,这里再举两个例子:宰予不好好学习,白天睡大觉,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木亏)也,于予与何诛?”我们的孔老先生竟然把自己的学生比作“朽木”和“粪土之墙”,用现在的所谓先进“教育理念”来评价,这恐怕要算人格侮辱了吧。这还不算,因为这事,孔子都改变了观察人的方法,由“听其言而信其行”改为“听其言而观其行”了。鲁国实权派人物正卿季孙氏擅自僭用了天子乐舞规格的八佾,孔子毫无畏惧愤慨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就是这样知必言、言必尽,单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孔子讲“克己复礼”,那没错。但“克己”不是容忍罪过,不是木讷冷漠;“礼”也绝不是不尽情理。他不是一个整天板着脸告诉你“这不行,那不行”的老头子,绝没有拘泥固执,自以为是的毛病。

      五、“自由”的孔子

      自由加上引号当然有其特殊含义,因为在孔子头上加上这两个字似乎太刺眼。孔子主张的社会伦理秩序何来“自由”可言?这也正是庄子对孔子批判最力的地方。庄子劈面指斥其不合时宜,违反人之常性。在庄子看来本来自然、自由的社会的不幸正是有以圣人自居的人出来治世牧民了。他们标榜仁义礼乐,定出一个规范模式,设置条条框框,强使人们去拘守遵从。其实全是本然人性的“桎梏凿枘”。庄子指出的唯一出路则是“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返朴归真,复归到人类始初之“浑沌”,达到“天下之德始玄同”的最佳状态。

      我当然承认“自由”是人类的最高追求,我也曾无数次醉心于庄子的“逍遥游”之中。可是面对社会现实,静下心来理性思考一下“自由”的问题,就会发现庄子主张的绝对自由只是人类的一个梦而已,哪怕是心灵的自由也不可能完全做到。人是有其社会性的,社会必然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彼此协作,因而社会对人的压迫使人无法脱离于社会而存在。尤其在人与人、国与国的联系更为密切的现代社会,“自由”只能是相对的,人们像庄子那样对绝对自由的追求只不过是夸父逐日罢了。

      就是庄子这个超常智者,身处于纷乱的险境,虽一眼看穿世态真象,却也无可奈何。既不能与之为伍,又不能云游天外,只能去追求主观精神上的超越与逍遥。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身处“社会”之人的悲剧。

      当然,这一切的现实,孔子不可能洞察不到。为自由,孔子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也可以说他是“退而求其次”,但这“次”却是更为现实的路,是有望实现的。他不去追求虚妄的纯精神的自由,他甚至很少谈及日常生活、伦理政治之外的“心”“性”等抽象命题。他的自由是相对的,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愉悦;是“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陶醉;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式的坚守。

      所以,孔子在春秋末期的社会现实的压迫中求得了最大限度的自由,是生活并快乐着的。因而,他也希望人们能在一套和谐的秩序与体制下享受自由,而不是人人遁世,沉溺于自我精神世界的虚幻自由之中。

      六、结语

      其实,后人对孔子的误读,并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自明以来,反理学者皆以为程朱曲解孔孟,故颜元云:“须破一分程朱,方入一分孔孟”。戴震则说:“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他还责问塾师说:“朱文公与孔子相距二千年,何以知其然?”塾师无以应。甚至这种思潮在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红楼梦》里贾宝玉的一句名言便是“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可惜明末清初的这种思潮并没有让世人对孔子有更清晰理智的认识,反而倒是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抓住了被后世误读而推向极至的封建礼教的儒家辫子,狠狠地把他打翻在地。而公元一九七三年开始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使孔子再一次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不可否认,现在看来孔子学说里确有不少思想与历史潮流相背离,如政治上复古倾向,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以及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等,确实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何况历代统治意识的介入,早已使孔子与《论语》笼罩上层层迷雾。但是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在旧秩序分崩离析,人人自危,争权夺利的时代,就能拥有深刻的生命智慧和社会责任感,是不得不让人钦佩的。

      我们应该从头脑里抛开被汉、宋、明诸朝腐儒歪曲误读的先圣,更应该抛开二十世纪以来在外来文明冲击下被打倒在地,背负一身罪状的“孔老二”,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孔子——一个中庸的真诚坦率的自由的仁者、智者。

兖州孔子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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